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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主持人：下面进入互动讨论环节，请杨晨先生上台当我们这个小组讨论的主题。下面请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杨军先生，光大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杨兵兵先生，德意志银行亚洲中国机构客户部董事詹涛先生，以及台湾华尔街企业信贷部协理林树龙先生上台。
主持人杨晨：朋友们，下午好！刚才我听了一个半小时，大概有四位嘉宾关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光大银行、建设银行的实施情况，我们也请了詹涛先生就资本套利模型以及流程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最后我们有来自台湾的这位林先生也介绍了台湾中小企业在信贷方面的相关经验。
我大概准备了五个问题，希望我们进行讨论，同时我更希望今天在座的同志，就一些具体问题请教我们台上的专家。我听了以后有一个感受，无论是杨军先生，还是杨兵兵先生。这个模型真正用在我们银行当中，作为放贷的决策依据，因为我们中国这种国情跟西方有点不一样，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让这个模型本地化？怎么能够贴近中国市场环境。
杨兵兵：非常感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应用这个模型更多的是应用在一种排队，所谓这个模型的正确与否实际上是统计上的概念，我们也不会用这种模型简单地地去判断。如果我相信银行有这么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话，你会把你进来的客户用这个统一的一把尺子把这个客户做一个排队。我们这个模型只是一个门槛的作用。
进了门槛之后我们会做相应的分析，会把这个模型作为一个贷款的审批。但是在零售业务方面，我刚才说的是公司业务，在零售业务方面，我们会用模型来做一定程度的审批，因为大家知道零售业务属于额小而量大的一种业务，你要不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很难对业务上盈利。
所以要想做一点的规模，除了不断增加你的员工，还有一个就是使用这个模型的技术。用这种技术来把客户群体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直接批准的，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高的要求。还有一类是基本上不可以批准的，中间的灰色地带，我们还会有大量的审批人员进行一个人工审批的过程。随着这个模型的不断应用，我们这个灰色地带会越来越少，这是在零售业务的应用。所以在零售业务和公司业务的模型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主持人杨晨：我想请杨总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光大银行某一方面，某种类型的客户是怎么用这个模型进行风险衡量的。
杨兵兵：这个不太容易。我们对模型还是一个排队，刚才我听了林先生关于中小企业的一些判断，我也很受启发。实际上我们银行对于中小企业也有一些判断，第一个基础肯定是用模型把这个客户筛出来，筛出一些看似比较好的客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对中小企业做进一步的分析，这个分析更多的是从三个方面来谈定性，这三个角度非常简单，第一个我们看这个企业拥有者的品质，或者说他个人的道德。
第二个，是看他的家属在这个企业当中的地位，是简单地任人唯亲，还是任人为贤。
第三个是他们继承人的选择，在这个之前是否已经有继承人选择的一些方案和计划，而不是说当拥有者突然出现问题了这个企业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样，实际上在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也会经常出现这个问题。这三个是我们在前面三个定量模型判断之后我们会用这种做定性的筛选，我们又可以筛选出一些看似更好的，之后我们再谈风险管控的措施。
杨军：我再补充三个理解，第一个理解，风险计量模型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我们国内的银行要根据中国的经济环境，我们每家银行自己的数据、每家银行自己的战略和自己的客户选择，努力开发适合自己银行业务需要的模型。这是第一个理解。
第二个理解，不能过分地夸大模型的作用，这个模型只是给我们的管理、业务拓展提供一个帮助，比如说爬山，我们需要有一个拐杖或者需要一定的工具，但爬山某种意义来讲不能靠拐杖，不能依靠拐杖做决策。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环境下，不能过分地夸大模型的作用。
第三，作为银行来讲应该认识到某性意义上来讲也是一个风险的来源，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加强对模型风险的管理和控制。比如应该建立一个模型验证体系，不断优化模型，让模型风险尽可能的降低。谢谢。
詹涛：我是完全同意两位杨总刚才说的，模型只是一个辅助的方式，对我们最前端的客户决策者进行一些辅助的帮助。但我觉得模型算出来的模型，一个是最前端的模型业务经理，同时也是对我们非常高层的管理者的一个辅助帮助。我们建立这种系统之后，用我们建设银行来说，不管这笔贷款是在海南放的，还是在西藏，或者在北京放的，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把及时的信息反馈到我们行长这边来，给我们高层决策者一个非常有力的具体的支持。
我完全同意刚才说的，模型并不是唯一的。我举大家举一个例子，像中石油这样比较好的公司，大家都是抢给他们放，用模型算出来的东西不可能得到你这个业务，这样的话就会有很大得空间来讨论到底用什么方式，大家在这种竞争的情况下模型就不一定完全有效。还要同时考虑到，这种大的银行，就像光大杨总说的，考虑客户本身具体的情况，像中石油，首先想到不可能倒闭的，如果我们给它贷款，虽然我们在这个上面，SVA，刚才我说的那种参数可能不一定大于零，但是我们想到给它贷款之后，可能得到他们公司养老金的业务。综合考虑，还要考虑其他非模型模拟的参数得到的结论。
主持人杨晨：我现在想请问一下来自台湾的林先生，据我了解，您前段时间到我们国内的城市商业银行做了一个对公业务培训，当然这是城市商业银行，您在做培训的过程当中，发现内资银行，就是大陆银行在风控方面，授信审核方面以及其他方面跟台湾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
林树龙：那次很高兴，我第一次去看长江，所以印象很深刻，小时候一直听到长江，那一次才有机会去看。那是一个一天的课程，整个感觉下来双方之间，就是台湾和大陆之间，机构上的差异，这是一个很大的落差。我没有说不好，是有其他机构来取代。在我们台湾有专门的小组，就是说今天这个不良资产，呆帐产生之后会有一个小组专门做，可是我问大陆这边，他们说没有，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借贷部门承担。该有的都有了，但是以台湾银行的看法，我也有一个建议，有些部分太依赖人为的操作。系统部分不能托管全部，但是系统或者是一个制度应该是控管大部分。如果颠倒过来，人控制大部分，系统只是控制小部分，这可能是比较危险的地方。
主持人杨晨：谢谢，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是洋人搞出来的一个东西，全球要统一。我们中国具体的国情，尤其像建设银行这样大的银行，总行制定了很多流程，实施到下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偏差。我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做的？怎么保持一致的。
杨军：从某种意义来讲，就是要让这个操作标准也是一个风险文化的传导过程。我们董事会、管理层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这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有就是系统，通过系统的改进就能够使我们操作更加标准化，同时也能够控制操作的风险。同时通过自我流程的改进，实施新协议过程当中，把一些制度标准化、程序化。这些制度的完善和改进也有助于使全行上下能够贯穿一个统一的风险偏好，执行统一的风险理念，同时也能够在操作过程中体现一个比较高的一致性。谢谢。主持人杨晨：谢谢。光大银行的杨总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杨兵兵：我们没有建设银行这么大，没有到县里面，现在开始也有县里面的分行。这个信息的传递可能对总行应该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我想第一个我们是非常传统的方法，就是宣传，这也是我党的工具，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在不同的会议上把我们的一种态度，要一致性的进行一个宣讲，而不是说一个部门三个领导出去讲三个观点，这个思想就会容易混乱，所以宣传非常重要。
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约束。所谓的约束，无论你在绩效考核，还是在你的审批一些要求方面，你应该跟你所推行的一些政策制度一致。不能说这边推行的一些制度，但是另外一边的考核是以另外的制度来考核，这样大家肯定不会遵循。第三个跟第二个有关系，就是表率，嘴上说风险很重要，一旦遇到一个个案，你觉得利润更重要的时候，那么你前面说的全部都不再有作用。第四个就是技术，我们实行的系统都是从总行贯彻到最基层的柜台，所以基层柜台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特别是信贷业务在总行这儿都能够随时掌握。我们每天都有风险日报，这个日报包括所有业务出现的所有风险，以及风险的跟进情况。下班之后可以通过这个系统掌握情况，会有一份日报。我们领导每天都可以知道全行发生了什么，发生在哪里，有多严重，后面的跟踪措施是什么，每周会汇成周报，我们知道的情况是不是得到有效的改善。通过这些方法，我相信在北京定的东西肯定能够贯穿到基础，但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主持人杨晨：没错，国内银行的组织架构是地域功能型的架构，支行行长在考虑到考核指标方面肯定会忽略风险的防范。我们收到两个提问，新资本协议中首次定理了法律风险，请问应如何定义法律风险？与操作风险如何区别？银行在实施新资本协议时是怎样防范这个风险的？
林树龙：法律的风险，前不久讨论到法律风险如果落实到整个系统控管里面，本行的做法是这样的，我们直接在系统里面加了一些先限制，在法律条文上透过我们法务人员仔细解释之后，可以写到相应的控管。比如说银行购买衍生性金融商品，不能超过10%，这个10%是控管点，这样一个控管点会直接到系统里面，当自有资金进行操作的时候，一旦达到临界点，就没有办法下。整个法律是先抓控管点，不可控制管理的点是在系统里面以提醒的方式。比如不能使用什么样的情形，到时候系统会自动跳出来提醒你这样一个行为有可能会怎样，如果很严重的话，必须要有后面的后台主管做第二层控管，这个问题可能会违反到法律某一条的时候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主管做输入密码的动作，这是人为和系统的搭配。
主持人杨晨：非常感谢。下一个问题是，国内银行的监管模式还是分业监管，詹涛是从美国回来的，这次次贷危机我们发现，分业监管模式还是有一定好处的。从境外的角度来，我们国内银行的整个投资方向还是以存贷差为主要的盈利模式，西方是以投资债券，可以放在交易型的账户上。从风险防范角度来讲，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詹涛：风险是从属于我们产品的被动角色，我们产品的丰富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发展来进行的，只有在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我们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一定竞争力之后，我们银行设计的产品才能慢慢地复杂，如果说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国家的一个具体形势，一上来就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产品，我们银行设计的是为产业服务的，如果没有这种需求，也是没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种风险和这种产品来说，要根据我们国家的具体形势，金融业是一个服务型的行业，只有在产业发展之后才能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反过来金融业才能会更好地为产业服务。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不要刚开始设计非常难的，要结合产业的具体需要帮助他们进行产业的调整。
主持人杨晨：下面一位观众的问题，受次贷的影响，全球经济放缓，中国实体经济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尤其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可能以中小企业为主，银行逐步缩小贷款节奏，缩小对民营企业部分的贷款，同时加大了对大型国有优质客户的贷款，这样的话中小企业从银行贷款就更难了，大部分中小企业都缺乏国有背景，也很难做好，无疑抵御风险能力也不如大型企业。如何从中判断那些中小企业仍然能够作为银行授信的对象？是否能够重新制定中小企业风险评估的指标？新巴塞尔协议中的模型是否能够适用于目前经济背景下对中企业的授信、风险预测。
杨兵兵：首先说选择中小企业，刚才实际上已经谈到了一个中小企业的方法，包括这个企业继承人的安排，这些都是简单的，当然也有一些关键的选择中小企业的方法。还有一个观点，实际上跟经济周期上下没有关系，在任何时候中小企业贷款都不太满意，这一点应该还是能够接受的，这点很正常，你要拥有一个银行，你希望它是往一个风险地方铺，还是往安全地方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另外没有不好的客户，只有不好的银行，做中小企业需要的银行模式，我坦率讲可能不一定对，像我们这种全国性的银行未必具有做中小企业的能力。
因为做中小企业和做大企业有很多差别，看他们的关键点和看大企业，分析他们的财务报表等等都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银行有没有做中小企业的能力，而是说中小企业怎么了。
第二个是做中小企业的模式非常关键，以前我们做中小企业做了很多，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从05年底我们开始摸索，按照新的模式来做中小企业，做到今年的情况来看，应该还是比较理想的。虽然理想，但规模还是不大。原因在哪儿呢，我们现在这种企业的模式实际上很难去做中小企业，做中小企业你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和足够素质的客户经理，你才能真正地做中小企业，你要对中小企业有真正的判断。
所以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特别的经营模式。比如说所有的上下游模式，还有共同的一种融资平台模式，以及最近可能有一些批判的就是产业集群模式。实际上这个都是对中国这个企业可能可以从这里开始做中小企业的一些方式，当然这个也需要探索。特别这次下行，对我们是很好的检验。
詹涛：我觉得中小企业在我们国家的经济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任何一个国家要促进中小企业的贷款，政府要出面。在美国有一个中小企业贷款局叫SBA，它的做法其实跟我们“两房”的性质一样，买来进行担保，再向下一层卖下去。回到证券化本身来说，政府要支持，银行要进行促进，促进之后要进行一个循环，产生一个证券化的老路里面，是不是会产生金融风险的循环，这个值得大家继续思考的，我认为证券化是必须的，在每次金融危机之后新的产品，它的规范措施会更加的好，这就是一个规律。
林树龙：中小企业的贷款比较不一样，在台湾，首先要看你的营收状况，原则上至少要撑过两年以上。之后是创造营收的前端，比如整个生产线和内部人员的状况，我们有一个动作是去看厂，现场去看。未来的话，我个人对大陆中小企业这边的期待，我觉得是当经济不好的时候，相对而言如果你表现的更好，实际上你的发展空间会非常大。我想这是在逆境中求生存的不变道理。
主持人杨晨：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点评。